作者：王識鈞、李逸軒、莊舒妤、莊蘭心、張元曦、張妃婷、程品榮、葉妮箏、蕭啟宸、莫那．德勞

指導老師：林瑋嬪教授

2016年，唐納‧川普以美國罕見的政治素人背景出道，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歧視性言論及拒絕承認全球暖化的作風，使川普成為美國史上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他擅長於鼓動群眾情感、給予願景性的承諾，「川粉」因此將他視為美國的救星、惺惺相惜的摯友。但與此同時，部分人也兼具著「中低收入」「工業汙染接觸者」「天災受害戶」的身份，生活需仰賴政府提供的救濟管道才得以改善，那為何他們仍舊支持主張裁撤「政府管制、社會福利、環保署」的右派政黨？對於政府的憤怒究竟從何而來？

破碎的美國夢

山頂的美國夢是所有排隊者的共同目標。一直以來，他們是乖乖排隊的美國公民，然而，漸漸地卻變得難以前進，甚至步步後退。

他們很自然地將一切歸咎於插隊者的出現。 首先，這些右派支持者認為稅金的使用有問題。他們每天辛勤工作、繳稅給聯邦政府，可是聯邦政府居然將錢分配給那些整日遊手好閒的人，等於在幫助他們插隊。再者，難道不同情這些所謂『弱勢』就是壞人、不夠政治正確嗎？

以黑人為例，右派人士心中根本沒有他們耐心排隊的影像。這些黑人不是音樂、電影和體育的超級巨星(像是碧昂絲、Michael Jordan)，就是犯罪比例高，或者靠社會福利過活。而聯邦政府總是與那些『弱勢』站在一起、甚至幫助他們插隊，根本不值得信任。像是讚頌黑人、女性和移民的歐巴馬就被視為一個插隊者。而種種不盡人意的事又使他們更注意自己在隊伍中的位置。以石油工業為例，工廠帶來的工作多屬於短期，後續其實比較需要專業人員，而且外籍勞工的低廉工資又更具競爭力。最終，對現況和政府的不滿使他們覺得只有大企業是唯一足以與聯邦政府抗衡的力量，所以他們全心投入自由市場，選擇性地忽視污染對家鄉所帶來的傷害，進而導致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 Sir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

一位敢言的領袖

這時川普出現了，成為典型的「情感型候選人(emotions candidate)」，他對選民說「我們有熱情，我們不再保持沈默，我們是大聲吵鬧的多數」，這能夠引起優越感和民族驕傲，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再是家鄉裡的異鄉人。

面對「美國夢」這個議題，自由派的人說：「其實那些受益於優惠待遇的黑人、婦女、移民、難民並未真的插隊，所以請他們不要因此感到不滿。」但極右派的人卻認為美國夢被插隊貨真價實。「人們認爲如果我們不同情黑人、移民、敘利亞難民，我們就不是好人。但我是一個好人，只是我不為他們感到難過」極右派的人曾這麽說。他們不喜歡這種「必須同情誰、必須怎麼做」的感覺，在政治正確下，他們感到備受監視。

這時候，川普拋出一句「別管什麼政治正確了」，甩開了「感受規則(feeling rules)」，一種應該怎麼正確看待黑人、移民、婦女還是誰的方式，找到情緒出口的它們，再也不用假裝同情、壓抑自己。這種有效的釋放，會帶來一種感覺良好的「嗨(high)」，這樣的興奮感轉變成「情感上的自利(emotional self-interest)」。當多數的選舉分析著重於關注經濟利益，實際上情感自利的影響更為根本，這也是選民支持川普的重要原因之一。

川普 V.S.韓國瑜

再將焦點移轉到台灣，川普和韓國瑜是國內外常有人分析比較的兩位政治人物，其最大的原因莫過於兩人皆有民粹、魅力型領袖的特質，並產生有如宗教性的狂熱。那麼，是什麼驅使民眾追隨這兩位政治人物呢?

首先，他們的支持者都有共同的背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副作用：人民沒有自己的財產、土地，導致越來越多勞工不僅在社會上被孤立，連主體性都喪失，在資本主義經濟下，人民無法掌握生產工具，唯一可以販賣的僅有勞力(Economics, Perspectives: An Open Invita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早期，高雄為傳統重工業的領頭羊。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如同美國面臨工業衰退的鐵鏽帶，高雄也面臨了重工業競爭力下滑、產業失衡等問題，在城市競爭力上也不如以往。越來越多人選擇離鄉背井，北漂到台北等大城市就業，「又老又窮」似乎成為高雄新的代名詞，而川普和韓國瑜都抓住了這一點。此外，川普不斷強調自己是生意人，能為美國帶來財富，使國家重拾光榮；韓國瑜則是強調庶民起家，和民眾同在，能帶領台灣跳脫長期被政治人物控制，例如他在臉書「莫忘世上苦人多」的發文，便激發了許多人的惆悵與感慨。以及「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貨出的去，錢進的來，高雄發大財」這些耳熟能詳的口號，主張愛國主義和給予經濟承諾，透過簡單卻切合民眾心思的語言引起共鳴，句句都緊抓人民的渴望。

再者，因新聞內部審核機制之失能，他們的一言一行經過媒體不當渲染後，使民粹現象被放大、甚至激化，又再次促成媒體過度報導特定人士。而這個現象也加強了理性與感性的衝突。例如中天新聞將報導內容聚焦於韓粉在造勢場合的激動表現與發言，以及韓國瑜的日常瑣事，膚淺片面的報導使觀眾無法獲得全面性的資訊，因此有害於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加深兩派的誤會和衝突。

圖/莊蘭心

列出數種共通點後，我們試著再回到本文探討的核心角度切入去看，有個疑問逐漸成形 — — 韓粉會不會也有像川粉、甚至是右派人士類似的深層故事呢？如今藍綠分化衝突的起因，是否能在歷史脈絡中獲得解答？透過訪問，我們想試著回答這些問題。

韓粉的深層故事

他出生在民國四〇年代早期，是家中的長男。

到了上學的年紀，順理成章地就讀離家不遠家的小學。雖然有些唸書的天份，唸的也都是「前段班」，但是原本就不太寬裕的家境，還要考慮弟弟妹妹的未來，讀國中對當時的他來說是很遙遠的事情。

幸運的是，他正好趕上民國五十七年國民政府頒布的九年義務教育。既然不用擔心家裡能否支應，他也就唸了家附近的國中。但是他也馬上知道，自己唸的雖然是「升學班」，但是迫於現實，家裡的環境使他未來的升學路十分渺茫。當時的「台北工專」是他心目中的夢幻學校，可是學費依然是過不去的關卡。家人希望他去唸師專體系的學校、成為公費生，不僅學費有著落，未來生計也十分穩定。最終，他只好放棄他的夢想，並以公費生的身份念了師專。

畢業後他先當了兵，退伍後也自然而然成為了老師。不過他本人說：「…現在都覺得當老師是鐵飯碗，是好工作，可是當時台灣景氣大好啊！真的要算的話連拼一點的粗工都可以比老師的薪水高。」公職的死薪水相對於大環境可說是相當單薄，存不到太多的錢，很多人便起了辭去公職的念頭。「後來政府就跟我們說『不要走，現在我們國家政府剛發展起來還沒有什麼錢，可是如果你們留下來，我們答應把現在欠你們的當作你們的退休金還給你們』」，這是他理解的軍公教年金制度 — — 俗稱的「十八趴」，依照他的說法，也有很多人因著期待有保障的晚年生活而決定留下來打拼。

年金改革是在他退休以後的事情，「某種程度上那是說好我們應得的，早知道我就繼續多做幾年……我沒有那麼在乎我拿的錢少了，我自己退休也有些安排，還另外有些收入，但很多早我幾期先退休的朋友是靠這個在過日子……」對他來說，他不怪政府「毀約」，也不怪拿的錢變少了，更重要的是一份「尊嚴」。

他看著了當年國民政府給的承諾，「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就不明不白的破壞了啊……當年說好的為什麼現在給不了？錢去哪裡了？這些都沒給我們交代……也不替我們好好交代，放任媒體說我們很貪婪……」他覺得自己像是被「用完即丟」了一樣 — — 他付出了三十多年的年歲在教職工作，現在卻被說成是貪婪的人，原因甚至是因為對方（政府）毀約。

他感覺到深深的被欺騙，為什麼民進黨可以這樣說改就改？國民黨已經是少數黨卻又在內鬥拿不出辦法來 — — 後來，一個非典型的國民黨政治人物崛起，韓國瑜於是成為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民公僕。

透過訪談，我們發現深藍人士的政治選擇除了情感元素外，生活在威權時期的影響，以及當年對教師「思想正確」的要求，都揉雜在這位報導人的深層故事中。當回到他的歷史脈絡尋找情感根源，此時「韓粉」便不再只是一群不理性的群體，而值得更深層的剖析。

結語

「川粉」與「韓粉」時常淪為大眾揶揄嘲弄的對象，抑或是被視為低文化素養的象徵，這些人的政治選擇使我們感到困惑與不解。從《家鄉裡的異鄉人》開始，我們走入右派人士的日常，以他們的觀點去省思當地面臨的處境。將眼光拉回臺灣，依循同樣的思索脈絡，我們嘗試踏進韓粉的生活，聆聽他們的生命史。藉此，我們得以看見背後的故事與情感，而這些深層因素就是促使他們投下選票的關鍵。透過這樣的探討，讓我們知道一個政治選擇，其實是一群人的共同文化和感受；看似不夠理性的決定，其實源自於他們的經歷和苦衷，都值得我們尊重。